孔子的遗产: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下]

李零 2007年04月28日11:6 21世纪经济报道 阅:

   【六】、东方之道德不能大行于天下

   近代有一种说法,“东方之道德将大行于天下”。 [20]

   亚洲,只是东方的一部分;东亚,只是亚洲的一部分;我们,只是东亚的一部分。中国即东方,是大言不惭。 [21]

   文明是传染病。西方的病是世界通病:第一是穷兵黩武,第二是疯狂开发,没问题,都该批判。但这类病,发达国家得的早,急性转慢性,一时半会儿要不了命;不发达国家得的晚,一般都是急症。

    一个经常上急救室的病号,自救之不暇,还要救别人,可笑。读《新儒家宣言》,我的感觉,一是空洞,二是滑稽。 [22]

   古今中外,人心同理。

   古人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这是种族偏见。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阳货》17.2),推广于世界,是同样的道理。

   道德多是老生常谈,古今中外差不多。孔子教我们学好,人家也没教他们学坏。

   西方重个人,未必轻集体;重物质,未必轻精神;重技术,未必轻人文。我们的推论是自欺欺人:“他们,人和自然,关系太紧张,不像我们,天人合一”,是完全说反了;“他们不养父母,无孝心”,更是不懂人家的国情。

   我国,大家庭早已解体,养老院正在兴办,啃老族日益增多。道德是生存策略。以前不理解,现在该明白。四世同堂,孝养父母,是生存策略。小孩独立、老人自尊,也是生存策略。

   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

   科技是人家的老婆,道德是自己的孩子。

   中国近代争体用,老是喜欢说,“西洋科技好,中国道德高”。这话经不起推敲。中国的道德,哪点比人高?特别是社会公德。说话不算话,拿人不当人,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愚见以为,道德也应进口。有人说,“现在道德差,祖宗水平高”。我也不相信。比如孔子大讲道德那阵儿,就是社会太缺德——哪朝哪代,盛极而衰,都有这一段儿。 [23]

   道德的供求定律是:越没道德才越讲道德。我相信,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满口仁义道德,道德水平就提高了。

  【七】、国学和国粹,从骂祖宗到卖祖宗

   80年代骂祖宗,90年代爱祖宗,现在的时髦是卖祖宗,就像脱了棉袄换单衫,气候变了。但天不变,道亦不变,怎么说,怎么有理。

   孔夫子是中国传统的符号,但中国传统并不等于孔夫子。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岂是一个儒字所能概之,特别是在五四之后的视野下。

   什么叫国学?我说过,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第一,西学不入,无所谓国学,它是成心跟西学拧着来。第二,所谓国学,都是不中不西之学。太中不算,太西也不算。比如传统考据,太旧,应归入清代学术;考古学和比较语言学,太新,是地地道道的西学。我所认可的国学大师,都是以新材料、新思想或新学术改造旧学的大师。

   大师,都是另起炉灶,足以转移风气的人。完全拒绝新学而名重一时的大师,好像还没有。有,也是徒有虚名。

   什么叫国粹?国粹,也是因西化而起。西化,从海边向内陆推,从城市向乡村推,凡是西化推不到的地方,还剩下点什么化不掉,便是所谓国粹。武术方术、中医中药,穷乡僻壤唐人街,老人爱听的地方戏,愚夫愚妇的各种拜拜,更是国粹中的国粹。古迹、古物和古书,祖宗留下的东西越来越少,就像大熊猫,应该抢救保护,我完全同意,但说发扬光大,那就过了。古董可以放在展柜中欣赏,但不必把自己摆进去。

   西方有科学幻想,我国有人文幻想。比如侠客和奇女子,就是这等幻想。金庸弘扬了这一传统,读者无其数。武侠,是中国的名牌产品。据说,打义和团那阵儿,中国人就有一种精神(《神鞭》)。这种精神是什么?实在耐人寻味。港台武打片,杀入好莱坞,很让国人自豪。它们有个永恒主题:东方不败(如国术家霍元甲、方世玉、黄飞鸿、陈真)。李小龙是经典。他的墓在西雅图,我吊谒过两次,截拳道,号称道,“以无限为有限,以无法为有法”(墓上题辞),然而,他却死得早。我看过一篇文章,他浑身精瘦,是用一种超强度的器械,而且服药,有时会昏倒在地上。

   中国近代,兵败,气短,让人觉得百不如人,但俺们有功夫。擂台上,外国大力士,蛮壮如牛,瞅准肚皮,狂击无效,叫人着急,最后,还是倒在了俺们的脚下。日本武士怎么样?他们有功夫,也顶不住俺们的精神,中华有神功。

   还是老舍写得好,夜深人静,沙子龙把门关好,一气札下六十四枪,遥望星空,微微一笑,只说“不传不传”(《断魂枪》)。不传才是最大的自尊。但近百年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类幻想,却绵绵不绝。毛贼般,飞檐走壁、上房揭瓦,早成过去。现在的功夫片,钢丝悬吊,空中对打,背景如诗如画(《卧虎藏龙》)。幻象升级,升不上去怎么办?不妨来点荒诞。《功夫》做到了这一点。大家齐声喝彩:要的就是荒诞。

   有种说法很流行:越是民族,才越是世界。我在香港的体会是,越是殖民地,才越讲国粹。 [24]

   难怪西人以为,唐人街最能代表中国,拍个《龙年》给你看。

   【八】、知识分子的宿命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乱法犯禁的结果,是整顿和归顺。轴心时代的先知、哲人和宗教家,全都难逃此劫。孔子也不例外。

   大众所爱,也能成为意识形态。勒南(Ernest Renan)有句名言,“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请你看看‘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地方支部”。 [25]

   阿育王皈依,君士坦丁受洗,孔子成为帝王师,到底是谁的胜利?

   孔子的乌托邦,不是烟涛微茫的海上神山,不是隐士幻想的世外桃源,只是周公时代的君子国。他的听众,也不是他叫小人的人民大众,而是他叫君子的读书人。孔子不是大众英雄,也不是宗教家。宗教的基础是人民大众。

   知识分子,最有智慧,最有道德,最有理想。让他们管国家,谁都觉得踏实、放心。其实,这是危险的托付。

   真理难容谬误。知识分子心明眼亮,比谁都专制。如果手中有刀,首先丧命的,就是他的同类。

   孔子把从政当使命,这在中国是传统。学者称为担当,我看是恶习。

   我国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抗得住当官的诱惑。从“铁肩担道义”到“脱骨扒鸡”,也许只是一步之遥。

  《理想国》的理想是知识分子专政:一切靠道德和智慧——和孔子的设想相似,至治之极,政刑将无所用之。柏拉图,一怕暴君,二怕暴民。在他看来,由最聪明的人当政,才是唯一出路。

   其典型表达是:让哲学家当国王,或让国王当哲学家。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种共产主义,名曰哲人专政,实为军人专政,不但共产,而且共妻(令人想起红色高棉)。学者说,它的灵感来自斯巴达:军事共产主义加奴隶制。柏拉图三说叙拉古国王,均无功而返。失望之余,他叹气说,我理想的头等国家,只合天上才有;地上的国家,还是交法律去管吧。

   以良知定是非(上不唯领导是听,下不阿群众所好),不能搞政治;以民主定是非(操纵多数,平衡利益),不能搞学问。这是学者和政客的不同。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学术?圣门之徒,常常分不清。

   乌托邦的功能是否定现存秩序,意识形态的功能是维护现存秩序。 [26]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是知识分子的宿命。

   孔子不能救中国,也不能救世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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