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几百年前的明朝人谢肇淛，看出了自己的文化中被权力强奸的成分，看出专制主义颠覆了基本的人文价值，把兽凌驾于人。
最近有教授领衔，鼓吹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象征，甚至要把龙打造成一个“中国品牌”，惹得媒体大哗。
说龙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并没有错，因为中国有许多文化，进而也有许多“象征”。不过，是否应该把龙打造成“中国品牌”，却大可商议。因为以什么样的文化象征作为中国的品牌，关系到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中国人的问题。或者用句时髦的话说，这是一个“我是谁”的文化认同问题。
主张把龙打造成中国品牌的教授们，津津乐道地说龙是中国南方民族的一种原始图腾，由此证明龙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此说格外奇怪。首先，古代江南的民族，即所谓百越，被描述为断发文身、渔猎而居的蛮人，如何能象征中国文化？龙的登堂入室，恐怕还在于后来被帝王垄断，成为皇权的象征。皇权当然要培养对皇权的崇拜，龙由此才变得格外神圣。这些教授们更不愿提(我猜想也许是不知道)的，是中国人对龙的看法也远非那么单一，远非都觉得这“龙”如何了不起，值得自豪。读明人谢肇淛的《五杂俎》中对龙的描述，就非常精彩：“龙性最淫。故与牛交则生麟，与豕交则生象，与马交则生龙马，即妇人遇之，亦有为其所污者。岭南人有善致雨者，幕少女于空中，驱龙使起。龙见女，即翔欲合。其人复以法禁，使不得近。少焉，雨已沾足矣。”
谢肇淛是万历进士，官至工部郎中，对皇室的荒淫无道肯定不会陌生。况且他一生治政，轻“空谈”而重“实践”，上面这些话，自然不是“空谈”的游戏文字。明代是皇权专制的顶峰，皇帝可以任意廷杖大臣。到了晚明，特别是在南方地区，有一种反抗专制的文化复兴。后来顾炎武、黄宗曦回归周代地方社会与中央共享权力的封建传统，就代表着这一潮流的顶峰。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所维护的周代封建制度，虽然承认天子的最高权威，但是拒绝把天下定义为天子的一己之私。相反，天子代表着一套完整的礼制的道德权威。这一礼制，实际上是规定社会各个层级之间分享权力的政治秩序。比如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有双向的义务和道德契约，不是一方对另一方单方面的拥有。这很像是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中国王与领主、自治城市等政治力量共享权力的宪政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欧洲产生了大宪章，界定了权利、自由等基本的政治观念，最终促发了现代民主的诞生。
可惜，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近似宪政精神的礼制传统很快被列国的扩张所破坏。在孔孟看来，当时礼崩乐坏的原因，是诸侯们的贪欲。这种贪欲的最高形式，当然就是把天下变成一己之私。春秋战国的历史，就是在这种一己之贪欲的无限扩张之中展开的。诸侯征战不休，最后秦始皇以暴力劫持了天下，以一己之欲剥夺了所有人的尊严。在儒家看来，这就是权力对礼法的僭越。
以这样的理念解读谢肇淛对龙的描述，就可以看出那是一段政治寓言。权力与性欲都充满了一种无法满足的贪婪，一种无限占有的冲动。龙正是这种难以遏制的贪欲的象征。在周代的礼制秩序中，人不管处于什么地位，不管是天子，诸侯，还是国人，都应各安其位，不能僭越这一秩序给自己规定的权利范围，侵犯别人的权利。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克己复礼”。列国兼并乃至其最终导致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恰恰僭越了这种秩序。这就如同龙一样。龙早已不安于和同类交配，而要对任何物种都加以奸淫，以此满足其对世界绝对的占有欲。这和对每一个臣民都要加以绝对占有的皇权，还有什么区别？
最妙的是，谢肇淛交代了龙对各种动物加以交合后生出的东西，其中包括麒麟龙马这些在中国社会颇为尊贵的造物。这暗示着龙通过交合所创造的秩序，在谢肇氵制的时代已经获得了合法性，乃至强奸的果实被广为尊奉。不过，他没有交代被龙奸污的妇女生出的是什么“龙种”。量他在那个时候不敢说。这个“龙种”，还不分明是皇帝？看看当时的万历皇帝，虽然在万人之上，但是其心理精神则完全呈现出被专制主义强奸后的畸形，乃至干脆躲入后宫，不理朝政。最后大明朝日益腐败堕落，最终亡于内乱和外患之中，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读《论语》的人都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坚持“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人本主义精神。在原始儒家那里，龙是没有地位的。龙之显贵，代表着皇权政治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征服。这就好比龙强奸了妇女，她生下的龙子龙孙，也就都崇拜起欺凌其母的龙来。中国文化的一大悲剧，就在于反对集权主义的儒家，被专制主义所强奸，最终成为皇权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文化强奸所生下的成千上万的腐儒，也甘心情愿地充当皇权的工具。这也无怪，谢肇淛在论述龙之前有如下一段议论：
“相人之书，凡人得鸟兽之一形者，皆贵。大如龙凤则大贵，小如龟鹤猿马之类，亦莫不异于常人。夫人为万物之灵者也，今乃以似物为贵耶？此理之所必无也。”大意是说，相面之书，凡是看出人有动物相的，都以为是贵相。如龙凤的是大贵人相，有乌龟、鹤、猿猴、马之相的，也全非普通人。人本是万物之首，如今却以人像动物为贵，这真是岂有此理！
几百年前的谢肇淛，看出了自己的文化中被权力强奸的成分，看出专制主义颠覆了基本的人文价值，把兽凌驾于人。如今的一些人，却在拥抱强奸母亲的绝对权力，甚至为这种强奸找理由。比如张艺谋的《英雄》，宣扬的就是这种理念。秦始皇是靠暴力和法术统一列国，建立了以一人凌驾于万人的专制集权统治。这连为他服务的法家都直言不讳。但张艺谋却颠覆历史，描写豪杰刺客把剑顶到了秦王的喉头，却下不了手，因为秦王的思想，征服了刺客的暴力。
可见，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龙的文化，就存在于中华文明之中。像张艺谋这种顺从的心态，在现实中还活灵活现，这也怪不得我们的“国骂”这么深入人心了。不过，现在是否要让龙来代表中国，则是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选择。对此，我的选择是：我会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是孔子的后人，但绝对拒绝做龙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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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既然拒绝做龙的传人 你做“狗”的传人好了
2007年伊始，在2006年异常火爆的“反传统”运动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薛涌先生的《“龙的传人”新解 》（1月4日南方周末，被其它媒体转载时又名为《我绝对拒绝做龙的传人》）把“反传统”的代表——“批龙”运动引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很佩服薛助教（薛先生为美国某大学助教）的博学，能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找到一部很少有人知道的《五杂俎》，来证明我们崇拜了几千年的图腾——“龙”只不过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大“淫虫”。而我们这些可怜人则每日里向专制叩首，对着“强奸犯”祈祷。
不否认薛助教对皇权的精辟解释，也不否认薛先生对中国数千年来奴性心态的剖析。但是，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垃圾文化”面前，薛先生的博学未免狭隘了些。
与其说龙强奸了文化，不如说文化逐渐改变了龙的意义。薛助教是名家，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的文字有本义、引申义之说。有很多东西在岁月的流逝中不停的改变，比如狗，有时它是忠义的象征，有时是真诚的代表，但有时就是走狗的意思了。
在古代，尤其是先秦，龙的地位好像并没有薛先生说的那么尊贵。叔向的母亲曾经说过：“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叔向贺贫》的故事大家应该清楚，叔向母亲的人品应该不差，可见在在先秦，龙的地位不过如此。甚至史书上还有某人的马在喝水时失踪，此人跳入“渊中”“见两蛟方食其马，手剑击杀两蛟”的记载。
至于龙的神异，先秦的史籍中大概只有“黄帝骑龙升天”的传说能与这两个字相联系。除了上段中杀龙的传说，有人“养龙”“食龙”这些“亵渎”神龙形象的记载在先秦的文化典籍中更是屡见不鲜。
那么由此可见，龙的“皇权”地位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它也有一个由“本义”到“引申义”的过程，至于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只不过是又引申了一次罢了。
薛涌曾经举出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话来证明孔子的人本主义精神，殊不知孔子也曾经说过“龙食于清，游于清。龟食于清，游于浊。鱼食于浊，游于清。丘上不及龙，下不为鱼，中止其龟与”这样的话，可见后世对龙认识的变质极有可能来自这位“民主先驱”。
由上可知，龙的地位与性质是不断变化着的，由最初的“凡物”（究竟有没有这种动物是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的事情）到后来的“神物”，再到薛助教口中的“强奸犯”是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的。所以让龙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以及我们做龙的子孙似乎都不违背原则，与龙的“强奸民意”也没有太大关系。
我们对龙的信仰早已经超越了皇权的意义，薛教授执意要将我们的信仰推翻，目的何在。要知道，历史可以在一笔之间改写，但精神信仰呢？一瞬之间可以重塑吗？假如说我们不再做龙的传人，喜欢“骂人”的薛先生肯定会有新的牢骚，说不定还会对自己的姓氏不很满意，这谁又能保证呢？
我想做龙的传人，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至于薛涌先生，既然你“坚决拒绝做龙的传人”，那你去做“狗”的传人好了，狗是最能代表民主的动物，没有人会说你什么。
（文/ 姜伯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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