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糊涂是不是人人都有，很难说；若论聪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儿，比如心灵手巧、辩才如流等等。郑燮、钱泳所说的聪明不完全是这些东西，他们是指处事方法的正确选择，人生道路的合理设计。人聪明与否，往往在这些地方表现得最为充分，特别是在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聪明与否往往关乎一个人的前途。
郑板桥中举人那年，给弟弟郑墨写过一封信，说：“一旦奋发有为，精勤不倦，有及身而富贵者矣，有及其子孙而富贵者矣，王侯将相岂有种乎！”真可谓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对功名的追求与渴望，溢于言表。20年后，他任潍县县令，深感官场的黑暗凶险与自己的官轻位卑，耻于不能为民造福，便称病辞官，选择了“独善其身”的道路。按照古人的处世哲学，“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称其为聪明也算恰如其分。
吴越争霸时，范蠡与文种共同辅佐越王勾践，一举灭掉了吴国。大功告成之日，本是分享胜利果实之时，可范蠡的选择却是自行离去，并写信告诫文种：“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以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话说得多么明白，可文种犹豫不决，最后选择了“称病不朝”，到后来，“越王乃赐种剑”，“种遂自杀”。同为勾践的智囊人物，文种的聪明比起范蠡来，真是差得太远了。
老实说，面对唾手可得的高官厚禄，能像范蠡那样保持清醒头脑的人，毕竟是少数。连那些孤傲清高、不可一世的文人才子，一旦面对功名，有的也会晕头转向，以往的聪明全没了踪影，不但不知人，甚至有些不知己了。李白，就曾做过类似的事情。
天宝元年，玄宗召李白入长安。消息传来，李白兴奋不已，“仰天大笑出门去”，大概觉得一入京城，功名就近在咫尺了。入长安后，“奏颂一篇，帝喜”，先巴结好了皇帝。玄宗对李白也不含糊，“赐食，亲为调羹，诏供奉翰林”。一来二去，李白先得意后忘形，“尝大醉上前，草诏，使高力士脱靴”，这就多少有点找不着北了。对杨贵妃，李白自然不敢怠慢，他精心炮制了《清平调》词三首，本想以此赢得贵妃欢心，没想到高力士“脱靴”的旧恨在心，“鸡蛋里头挑骨头”，弄得李白马屁没拍成，还惹得贵妃一肚子不快活。到这时，李白才有点回过味儿来，多少明白了自己与朝廷格格不入，反观既往，真是太自作聪明了。
其实这点儿聪明，对那些才子学人来讲，只能算作小儿科，要没有“功利”在那儿横着，任何人都看得清楚。像周作人那样学识渊博的大家，说他聪明当不为过，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居然“下水”，背叛祖国。暂且不去追踪他思想变化的轨迹，单是锦衣美食、奴仆成群的官僚生活，就不是周作人舍弃得了的。从他日记中1941年前后的宴席记录，就可略知一二。周作人“下水”前，胡适从伦敦给他寄来一封信，信中说：“……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又是谈道理，又是叙感情，真可谓语重心长，苦口婆心。结果呢？“智者”也没有“识得重与轻”，心甘情愿做了民族罪人。
一个人的聪明若没有高尚人格的指引，只取聪明而舍气节，越是聪明则糊涂越厉害，更谈不到“难得糊涂”的境界。要具备最起码的聪明，才有资格慨叹“糊涂难得”。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