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与发布意味着新科技政策体系框架已经搭建完成。新的科技政策体系最大的亮点是，把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国家战略融入了方方面面，创新活动也不再局限于技术层面，已经涵盖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等各个方面。
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本报记者采访了部分参与《科学技术进步法》、《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制订的专家和企业界人士，解读这部修订后的《科学技术进步法》。
最初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孕育于科学技术领域。目前，创新已不局限于科技部门，它是经济部门、科技部门、综合管理部门共同管理的内容，而且经济色彩更浓。
本报记者 李壮摄影报道
创新外延逐步扩大
记者：新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增加了鼓励创新的内容，如何理解创新在国家科技政策体系中的位置？
穆荣平：我国大规模开展创新活动是在最近２０年，而最近１０年创新的概念对决策层产生了重要影响。
１９９５年，原国家科委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国际专家评估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报告，报告提出了两条重要建议：一条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一条是国际合作战略。１９９６年５月，国务院决定由原国家经贸委牵头组织实施企业“技术创新工程”。同年８月，原国家经贸委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同年，原国家科委制定了《技术创新工程纲要》等指导性文件。
１９９８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作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试点。１９９９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一直到２００６年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创新在国家科技政策中不断得到强化。
原国家科委是最早提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创新体系建设是科技政策的重要方面，是一大突破，其将创新从科技领域内引向了科技领域之外，影响深远。
当时由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国务院各部门研究单位、各地方科研单位及国防科研单位五路科研大军组成的科技体系，互相之间是有联系的，在制度安排上也考虑到这种联系和平衡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９８年中国科学院向党中央提交了《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研究报告，把当时最为关注的“知识经济和创新体系”组合在一起，引起了高层的高度关注。江泽民同志作出了“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２１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的重要批示。
记者：创新在《科学技术进步法》中是如何体现的？
穆荣平：１９９３年出台《科学技术进步法》时，还没有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最初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孕育于科学技术领域，孕育于五路科技大军中。２００５年创新体系再次提出时，创新的概念已经外延至经济领域。
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创新是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的研发如何整合的概念。现在创新的概念已延伸到方方面面。从２００７年政府文件中可以看到，创新被写到了经济发展中，而没有放到教科文卫中，这意味着，创新已经成为统领国家战略的核心。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描述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创新已不局限于科技部门，它是经济部门、科技部门、综合管理部门共同管理的内容，而且经济色彩更浓。
这种转变、这种思想已融入到新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如果将《科学技术进步法》作为我国未来的创新大法，还要进一步修改。
基本法应该把科学、技术、创新三个要素密切联系，缺一不可。基本法更多的是做一些法律框架的搭建，涉及技术转移、知识产权问题等，未来《知识产权法》只是一个子法。
企业反映差异明显
记者：在有关科技政策制定中，我国企业参与程度如何？
穆荣平：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制定过程看，很多企业都参与其中，包括后来制定的配套政策６０条及其实施细则，都是建立在对企业的大量调研基础之上。
当时有企业反映，某些政策落实起来程序比较麻烦，有些政策可能存在模糊的地方等，这些在后来的政策制定中都得到了重视，并在政策中得到体现。当然，实施细则多是各个部门单独制定的，具有一定局限性。
记者：对这些政策，不同的企业是否会有不同的反应？
穆荣平：对政策的不同反应，也反映了企业的管理水平。为什么有的企业感觉享受政策的程序繁琐？在一般性检查中会发现，对于管理水平高的企业，一天之内就能拿出报表；对于管理水平低的企业，可能几天也拿不出像样的报表。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也是造成减免税收政策落实不到位的原因之一。
大中型企业反应更敏感一些，小企业弱一些。小企业在生死线上挣扎，对政策敏感度相对较低。
记者：小企业没有做大的可能吗？
穆荣平：政策关注的是大概率事件，小企业做大是小概率事件。小概率是存在的，但是支持成本太高。当然，国家也有专门支持、激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如创新基金、８６３计划等。
国家一般性政策小企业也同样享受，只是成本较高。
并行政策有冲突
记者：在目前我国制定的科技政策中，对政策的实施情况，您如何看待？
穆荣平：有些政策同时实施后会有一些冲突，比如《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配套政策与新税法，同时实施后政策优惠力度可能变小。假设企业技术开发投入１００元，加计扣除５０％，即是１５０元，应纳税所得额按３３％税率抵扣，抵扣１６．５元；修改后税率是２５％，１５０元抵扣１２．５元，差４元。如果一个企业投资１亿元进行技术开发，抵扣总额差距很大。
税率降低是利好消息，但技术开发扶持力度却降低了。
制定程序更完善
记者：有人建议，为避免出现政策的不良反应，有必要建立政策制定者追究制度。
穆荣平：现在的政策制定是有一套完整程序的。它不是长官意志，有专家参与也有民意体现。一项政策产生严重后果的风险基本不存在，从制定之初，就避免了这样的事。即使出现不足，也仅体现在支持力度不够或者效果一般上。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就经过长期的调查论证，部门会商。实施后，及时监测政策实施效果，出现问题及时反馈上报中央，中央决定是否需要调整，其中也借鉴了国外的部分成熟经验，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政策制定、监测、反馈和修订的机制。
记者：有企业反映，自身是高新技术企业，但产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
穆荣平：一方面政策不可能面面俱到。另一方面，国家鼓励的产业大多是从战略需要考虑的，并且会支持产业发展形成集群。高新技术产业中有非高新技术企业，非高新技术产业里也有高新技术企业，这并不矛盾。
另外，高新技术企业如果没有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就难以存活，这样的企业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国家政策优惠与否挡不住优秀企业的发展。
偏重产业支持
记者：国家的产业支持政策，是否会造成不同城市富者更富、贫者更贫？
穆荣平：国家支持软件服务外包定点城市，说明这些城市初期投入多，产业发展有优势。从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看，并不是普遍升级，普遍支持是不可能的。对于均衡发展和非均衡发展的问题，从国际上看，发展中国家必须走非均衡发展的道路。
最近我们正在讨论是否要支持龙头企业的问题，如果产业要具备国际竞争力，龙头企业必须具有国际竞争力，如果龙头企业在国际上没有地位，整个产业就不可能在国际上有地位。
政策应支持到企业
记者：政策如何支持到企业？如何看待国有企业的问题？
穆荣平：政策可以走进企业，需要讨论的是如何支持企业的问题。如果支持技改，国有企业就不断更新设备，这条路走不通。我们研究的问题，是如何支持企业进行高端研发。
企业为什么不愿意进行高端研发，主要是企业没有能力承担研发成本。高层次研发人才养不起，比如１００人的研发团队，一年的研发成本就需要３亿元，而且研发成果不一定马上能用。日本索尼公司的机器人研发团队，每年需要大量的经费，成果不会马上产生效益，只是作为技术储备。
在市场上至少领先别人半步，才能有做大的可能。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新车销售市场，是世界第三大汽车制造国，但在汽车世界，却没有一席之地，也没有世界一流的汽车企业，问题就在没有高端研发。
研发不见效益，这是汽车企业不能接受的，尤其在国有汽车企业中体现明显。
记者：现行创新政策中，还有哪些不足？
穆荣平：现行的创新政策主要是针对制造业，对服务业的支持不够。未来２０年，中国的服务业将有一个大发展，值得及早研究。同时希望高新技术企业界定有一个新的思路。另外，至少目前来看，国家高新区还没有找到成熟的创新发展道路，需要更多探索创新能力的建设。
记者：您有什么建议？
穆荣平：建议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我们要拓宽思路，真正领会党的十七大精神，探索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围绕代表国家利益的重要产业发展，提升产业的技术升级发展，这些都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传统的科技计划、技术平台都向企业开放了，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思路？可预见的未来，科技投入将有大的增长，如何用好这笔资金，整合国家创新能力，都需要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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