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国内对3G的讨论铺天盖地，特别是对TD-SCDMA的争论更是唇枪舌剑。现在，TD-SCDMA已在十个城市进行第二轮的测试，中国移动也拉出了采购清单，如果在这个时候还在争论中国要不要发展3G，或该不该支持TD-SCDMA的发展，就显得过于幼稚了。

    中国为什么会对3G给予特别的重视，特别是为什么要力推中国3G标准的TD-SCDMA呢？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虽然存在技术问题，市场需求问题，投资问题，人民交的税该怎么花的问题，但这些都不是问题的核心点。对待3G和TD-SCDMA，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是“话语权”。

    回顾1949年以后中国发展的历史，在中国一穷二白的时候，国际上没有中国的地位，在重大事情上更没有中国的话语权。1960年，前苏联就因为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发生冲突，就敢义无反顾地从中国撤走全部专家和对华援助，为什么，因为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既无政治上的话语权，更无经济上的话语权，同时也没有真枪实战的反击能力。但是，自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在全球核对抗的大舞台上，中国的话语权一夜之间增强了百倍；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中国在国际空间管理与使用上的话语权也增加了百倍，在中国远程导弹试射成功后，中国在维护国际安全事物中的话语权更是增加了百倍。但所有人都知道，研制核武器、人造卫星、远程导弹，包括当前可能正在进行的航空母舰制造等，都是在国家不富裕的情况下进行的，所有这一切就为了三个字：“话语权”，因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话语权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是大国、强国，是否具备自我保护的能力。

    TD-SCDMA能成为3G的国际标准，是中国在高技术产业获得的为数极少的话语权，仅此一点，所谓的技术成熟度、市场需求、谁来运营TD等，都成为非决定性的问题。

    其实这里有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对竭力支持TD-SCDMA的人士来讲，如果简单地强调TD-SCDMA的自主知识产权，肯定会陷入“不开放”和“拒绝先进”的围攻之中。我清晰地记得在多次关于TD-SCDMA的座谈会中，一大批年迈的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拍着桌子指责那些推崇WCDMA和CDMA2000的人是卖国贼，指责现在的一些局长、部长们是新的洋买办，在他们的心中，当年的自力更生是一面旗帜，是一种信仰或信念，TD-SCDMA是他们几十年所执着的信念的果实，是无任何瑕疵的光环。就象这几天北京电视台正在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大工匠》中的八级工匠肖长功，因为和毛主席握过一次手，喝过一次酒，这一生都凝固在了这曾有的那光辉一瞬间里，所有的信念也都被英雄式的奉献所囚禁，为此，他断送了自己三个儿子和妹子的前程与幸福，最终当钢厂变成公司时，他感到自己终生崇信的信念却断送了他自己。他的执着既是令人崇敬的一种精神，也是令人难过的悲剧。事实上，那些仅用信念维护TD-SCDMA的院士们也是改革开放中英雄主义精神与自我禁锢的组合体，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中国发展TD-SCDMA的最大作用是什么。同样，反对上TD-SCDMA，贬低TD-SCDMA价值的人士也陷入了狭隘的技术主义和短视的金钱主义之中。客观地说，即便到此时此刻，TD-SCDMA在技术和应用上仍存在许多不成熟的问题，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想，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实验的第一颗原子弹和同期美国的原子弹在技术上能比吗？如果说那是因为大国对中国的封锁造成的，那么人造卫星总可以租、可以买吧，中国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把一颗能放“东方红”乐曲的卫星送到天上去呢？为什么还要搞登月计划呢？所以，简单地拿TD-SCDMA与另外两个国际3G标准做比较，是极端狭隘的思维方式；如果从市场需求和投资收益看，现在所有的人讲出来的TD-SCDMA无需求，TD=SCDMA要亏损的结论，听上去很在理，很实情实话，但我看都是拍脑袋拍出来的，或者是不同利益集团为了既得利益放出的烟雾弹，再者就是把一道数学题中的若干个变量和参数简单地归结为只由货币收入减货币成本的关系。反之，如果从话语权的政治与经济价值看，现在在中国的跨国电信，包括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SKT等，都在研发与TD-SCDMA相关的系统和产品，它们对TD-SCDMA存在的缺陷再清楚不过了，但为什么还都在竭尽全力地寻找欧洲的WCDMA和美国的CDMA2000与中国TD-SCDMA协同发展的市场方案呢？就是因为中国在全球第三代移动通信领域已拥有了举足轻重的话语权，为此，甚至欧洲公司私下里还希望通过支持TD-SCDMA来打压美国的WIMAX。

    可见，中国为什么重视3G，为什么一定要发展TD-SCDMA是要算大帐的，是要从国家的角度算大账的。年初，国际著名投行里昂证券的高级分析师到我们研究所与我讨论“中国为什么如此重视3G“，我回答的第一句话就是：“话语权决定一切”。这位分析师当时非常不理解，她当时就举出了大量关于TD-SCDMA不成熟的实例以及WTO的相关条款，我非常佩服她对电信业、中国市场和技术问题精透的把握与理解，但是，她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中国已不再是1949年前的旧中国和闭关自守、自以为是的中国”。后来，经过我们一次次的讨论和争辩，她基本同意了我的观点，我们还共同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3G发展前景”的报告。

    如果做一个自我反省，我本人对3G，对TD-SCDMA产业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起伏叠荡的过程。我记得第一次去大唐移动公司，唐如安总经理接待了我，我们谈了整整一下午，那次，我虽然还没有完全搞懂TD-SCDMA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客观地位，但是唐如安和他所领导的团队已深深地震撼了我，简陋的办公楼和会议室，谁也不会想到一个正在承担一项重大技术攻关的公司竟是在一个象中学教学楼的地方办公。那天，大唐移动与我一起座谈的工程师们每个人眼睛里都放射着光彩，就象《大工匠》中肖长功接受为潜艇锻造特种钢时的表情，那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信念。由于大唐移动在经营上没有大的收入项，现金流阻塞，员工的工资可能在电信制造企业中是最低的，但他们没有怨言。再以后，我与大唐移动有了更多的接触，我渐渐发现我面前的大唐移动其实不象一个研发公司，而更象是一个国家办的研究院所，国有企业拥有的弊病以及国家研究院所存在的问题在大唐均有体现，而针对这些问题的改革似乎并未引起大唐及决策层的重视，于是我开始怀疑大唐移动的能力，担心它是否能把TD-SCDMA推向市场。2006年，我进一步了解到大唐移动在研发TD-SCDMA项目中资金严重短缺，围绕TD-SCDMA的投融资渠道又毫无举措。我当时在想，如果华为来作TD-SCDMA的主研发企业，情况会好许多，我这时虽然已看到围绕TD-SCDMA产业所存在的体制障碍与问题，特别是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但我有点不敢说话，不敢说真话了，一个原因是新浪篡改我写的一篇关于3G的文章，一度使我在3G与TD-SCDMA研究中很被动，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发现大唐移动的人也不希望我说真话，还有一些部门也不希望我说真话，连我所在的研究所领导也怕我说真话了。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好在与新浪的官司打赢了，所领导身上的压力也就没有了，而此时我自己却因思维方式的狭隘（单纯从技术和市场去看问题）而对TD-SCDMA的信心更不足了。2006年底，在香港ITU展会上，我再次遇到了唐如安和TD产业联盟秘书长杨桦，他们二位的精神面貌让我非常吃惊：满面红光，精神抖擞，在展会上他们忙于与寻求合作的公司沟通而顾不上与我多聊几句。唐总用新款TD可视手机终端与我通话演示，说实话，声音虽然清楚，但手机彩频上的人像却如同看动画片，很不稳定。但是，正是经历了ITU，以及那些急于与TD-SCDMA合作并想出各种办法希望加入TD产业联盟的情景，使我慢慢悟出了中国发展TD-SCDMA的真正目的和意义。

    2007年初，我在与里昂证券共同撰写的3G报告中，写道：

    “3G之所以在中国受到如此高的重视，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1、信息化是中国“十一五”期间重大的国家战略，而3G是信息产业规划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此，可以在“十一五产业规划纲要”中找到答案。

    2、在“十一五”规划和科技规划当中，自主创新被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由于中国的2G完全依靠国外技术，外资在中国2G市场的收入达到5000亿元，因此，对待拥有中国标准的3G选择上，国家就非常关心“是否以自主创新技术作为3G发展的战略”。由此，3G特别是TD-SCDMA就从一项技术发展战略升级为国家战略。

    3、在现代战争中，信息安全越来越重要。对中国来讲，当前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以信息化带动现代化，以及以信息安全保障国家的安全。在2G时代，虽然中国移动90%的信息安全管理系统是由中国的亿阳信通公司完成的，但其所采取的核心技术被IBM、微软等控制，中国2G、2.5G、2.75G网络安全事实上并不在本国的有效掌控之内。而对待3G的网络安全，国内尚无明确的技术标准和可操作的技术工程，特别是在软件设计上，面临更为严峻的压力。因此，谨慎发牌，成了信息安全的重要手段。

    4、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在经历了“十五”期间的超高速增长后，运营收入和利润的增幅都在下降。而3G是运营商获得新业务、新服务的重要手段。对于国家发改委、国资委而言，如何利用新技术推动电信运营商完成自我更新和改造，是一项重点工作。但由于四大电信运营商中，只有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拥有移动运营牌照，因此，发3G牌就意味着有更多的运营商可从事移动通信业务，这对整个电信运营产业的结构性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而3G发牌还客观地使中国电信、网通、联通成为全业务运营商，如果不能提前处理好各种关系，运营商的短期行为是难以避免的（突击花钱、盲目投资，导致国有资本收益率下降等），所以，3G发牌一定要看电信企业的整合情况和效果。

    5、在WTO框架下，中国对开放电信市场的承诺尤其令人关注。由于3G面临TD-SCDMA、WCDMA和CDMA2000三大标准的选择，同时在无线宽带技术上，又有Wifi、Wimax紧追其后，面对“公平”和“技术中立”，中国政府的选择受多方因素制约，因此，对3G的重视也非其它项目所能比及。

    6、3G的投入产出，直接关系到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华为、中兴、大唐的生死存亡，任何政策上的失误、失衡，都可能导致民族产业的衰落或在华投资公司的抱怨。由此，决策层也不得不高度重视3G问题。

    总之，3G在中国已不简单的是一项技术问题，而是重大的国家信息产业发展战略问题，是一项国家信息安全问题和优化并提升国有企业竞争能力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讲，尽管中国已错失了3G最好的发牌时机，但3G肯定要上，即便存在运营商短期行为的抵制，政府也会以强而有力的手段要求运营商在2007年底前大规模投入3G初步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