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９４岁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 

杜润生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比较陌生，他是对中国农村改革对9亿中国农民贡献最大的中国农村经济学家。1950年初，37岁的杜润生就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共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土地改革，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杜润生两次被召到中南海。

 然而，当时，农民刚刚获得土地，需要长期的休养生息，杜润生对毛泽东当时错误的合作化运动持反对态度，主张包产到户，但由于势单力薄，遭到批评。于是，这一正确的思想却由于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特别是十年文革，直到时隔30年后的1980年才被重新确定，也就是说，中国农村经济走了30年弯路后，又从起点开始。

1986年，73岁的杜瑞生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顾委委员的杜润生对邓小平说：“我现在脑子里有两个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

近日，已94岁高龄的杜老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９４岁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

杜老的话非常精辟，在当前的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苗头已经出现。杜老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就是利用国家权力大肆敛取钱财而完成个人资本积累的新贵。比如在反腐败中揭出的大贪官，贪污受贿在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不计其数，他们的资本积累就是通过手中的国家权力来达到和完成的；还有很多私营企业主、商业主等个体经营者虽然自己没有掌握国家权力，但他们通过“官商勾结”、“官企勾结”而大肆掠夺占有国家资源，他们的个人资本积累可以说也是间接利用国家权力达到和完成的。

如果，国家对这两种人的敛财行为不加警惕和限制甚至打击，那么，这种利用国家权力来完成个人资本积累的“权贵资本家”就会越来越多，最终形成“权贵资本主义”阶层，使中国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泡影。

要防止“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产生和发展，首先要大力加强反腐败斗争，强化权力监督，淡化政府官员权力，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从源头上根除滋生腐败的土壤。